1969－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成果和演讲

1969－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成果和演讲（一）欢迎访问信水清流博客：http://chrisysz.blog.163.com/一个农民工对经济学的思考　　　1，1969年，拉格纳•弗里希（挪威），他在30年代初提出涉及循环理论动态分析，讲解了投资和消费支出的差分和微分方程的动态系统，指出某些货币限制如何产生4－8年的衰退波动，建造了分析波动如何变成永久和不均匀的数学模型，并用数学模型分析假设的统计检验方法。他把统计看起来象乌托邦理论变成实际应用，努力让定量的分析能在微观和宏观的面上的得到应用，避免在经济政策上出现纯“理论”的争议，比如在衰退的时候有人认为要削减工资来刺激企业利润，而有人提出要增加工资来刺激消费；有人提出要削减利息来刺激企业投资，有人提出提高利息来增加银行存款所以能让银行有更多可以使用的贷款。他在获奖的演讲中说：经济计划工作是效率和一种生动的民主的基础。　　　同年获奖的荷兰简•丁伯根，也是把统计应用于动态经济理论，设法定量地明确各个因素的重要性以便检验当时的许多商业循环学说的解释价值，建立了约50个方程的经济计量系统，借助统计分析测定反应系数和“前导及滞后”。他在获奖演讲中认为官方福利经济学的科学策略不是最优的，要尽可能精确地规定社会福利函数，来求社会经济最优值，问题的真正未知数不是多少数量的消费和要作出的生产努力以及少数较传统的未知数，而是制度的集合，它们作为制度的集合来逼近福利经济最优值，他并认为在亚当•斯密的年代私人企业和市场会完成的任务在当代可能并不适用，比如某些税收要花费的成本很高。　　　评论：对于大陆来说，统计是一个数字游戏，湖北荆州的GDP统计数字可以调节百分之三十几，官方根本不承认经济周期和通货膨胀这种简单的现象，在出台调节政策的时候根本谈不上讨论，常常是“半夜鸡叫”，调节的效果可想而知。　　　两位获奖者都认为政府的策略很可能是低效甚至是错误的。大陆的御用经济学家以官方采用自己的主张为荣，甚至认为被政府采用就是正确的，事实上，这只是便于政府操作和获益，而后果完全不知道。对社会福利更是伤害，现在大陆的低收入人群生活更艰难就是明证。　　　2，1970年，保罗•萨缪尔森（美国），他因为在四个方面的理论研究获奖，A），动态理论和稳定性分析，他把从前认为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应原理和动态分析结合起来，他举例说农民在贫穷的时候可能只吃得起马铃薯，这可能使马铃薯的价格上升而不是因为农民贫穷而下降。B），消费者需求理论，分析家庭如何评价不同的消费品组合。C），全部均衡理论，对外贸易如何在各国内部重新分配收入，谁有利和谁不利。D）资本理论方法，他努力把社会中一切资本用货币表示，明确的定义和衡量一切资本的价格才可能更好理解投资行为。评论：大陆的“经济学家”即使你们认为住房和教育是投资和消费不是必须品，人们可以选择不投资、不消费，那么也请你们研究一下农民工夫妻在十几个人的集体宿舍中过性生活的消费，还有农民工子女被赶出草根学校，放弃这种消费去捡垃圾；即使你们认为农民工只能给外国消费者生产Ipod和Coach手袋而自己不用消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中国出口再多换到的美元似乎再也不增加收益了——因为美元不断贬值。3，1971年，西蒙•库斯涅茨（美国），他对抽象、概括并且很少得到检验的分析模型不感兴趣，尽量选择和定义密切对应能观察和统计的经济现象，发展了计算国民收入的方法，他研究了新移民从农村到城市或者从不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而默默付出的大量成本，他们原有技术的价值下降和学习新技术的被人忽略的成本，并且研究了对社会的离群成员的精神压力，改变了生活方式的人口集团（我觉得进城农民工就是）会和其它经济集团发生冲突，如果政府不付出成本解决这种冲突，不让它削弱社会的政治组织，那么冲突就会阻碍现代经济的增长，美国内战也是这种冲突发展的后果。评论：市民和城管的大战算不算这种冲突？他自己就是一个21岁从苏联移民到美国的。4，1972年，肯尼思•J•阿罗，他研究了帕雷托效率和竞争均衡之间的关系，帕雷托效率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一个经济体在其他人效用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产品，使得一个人或更多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这就是“帕雷托无效率”。另外一种情况是经济已不可能通过改变产品和资源的配置，在其他人，至少一个人的效用水平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别人，至少一个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反之，由于“帕雷托无效率”是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产品实现的，我们又可以把这一行为称作“帕雷托改进”。在“帕雷托改进”情况下，由于没有一个人状况变坏，只有某些人状况变好，用帕雷托本人的话说，这就意味着社会福利毫不含糊的增进。实践中，更多的情况是，重新配置资源和产品，会导致一些人状况变好，另一些人状况变坏。由于个人之间的效用无法比较，我们也就无法确定社会福利总体水平究竟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这种情况就被称作“非帕雷托改变”。大陆经济学家常常告诉我们改革是帕雷托改进，下岗工人受影响相对于社会收益来说是值得的，肯尼思•J•阿罗在1951年就认为在竞争均衡的前提下，“帕雷托效率”才有可能实现（可惜20年后才给他带来奖金），他还证明很难找到在伦理上能接受的在民主规则下对全体人民的社会福利安排作出集体的安排，完全民主是一个梦想，而之前的经济学家总是想寻找社会福利判断公正尺度。评论：他怎么没想办法建立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来为全体人民的福利做最好的判断，他怎么没有研究为了国家安全某些领域是不能“竞争均衡”而必须由政府经营的？他怎么没研究普通工人素质太低，让他们成为经济中的平等竞争者会影响经济发展，他们应该唱着“看成败，人生豪迈”去从头再来？至于企业卖多少钱，领导们去别处高就和他们是没有关系的。（二）5，1973年，约翰•希克斯（英国），他因为1932年《工资理论》获奖，他批判了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工会关心货币工资的增加，工人不懂得实际工资的概念，货币工资上升使物价上升，于是让实际工资没有上升，并且工资上升如果没有增加货币供应的话就会导致利息上升（因为货币短缺），而利息上升导致投资下降和失业增加。约翰•希克斯认为工人们要求加工资当然是用货币工资来表达，但是他们真正关心的肯定是实际工资，如果工资上升后物价上涨，他们会发现受骗了而要求另一轮上升，于是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所以要对货币供应加以约束。约翰•希克斯认为实际工资上升会带来利润率的下降，而这会导致资本家用更密集的资本投入来替代劳动，还会减少资本家的储蓄。但是投资行为还是会继续，因为冒风险的买卖都会有人做的，投资的盈利可能和工资是相关的。资本家的储蓄和他们的投资并不相关（如果没有消费什么投资都不会有收益，那么资本家有再多钱也不会去投资），即使投资均衡也不意味着充分的就业，物价对工资的比例适当才能保持充分就业。高工资会影响新技术的应用，而新技术会提高生产力，并直接提高工资水平。评论：目前大陆储蓄增加，但是都是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增加，所以大陆失业率仍然很高，政府希望降低利率来增加投资结果是制造了股市和楼市的泡沫。　　　同年的获奖者华西里•列昂季夫（哈佛大学，看名字就知道是苏联移民），分析生产系统的投入产出模型。　　　6，1974年，根纳•缪达尔（美国），他因为1930年的论文《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1944年《美国的两难：黑人的问题和现代民主》而获奖，在获奖演讲中说：在实际所有不发达国家中的统治阶层都表示赞成更大的平等，特别是提高贫穷大众的生活水平，但真实的趋势是走向更大的不平等，不论有什么发展，果实总是归于上层人物，同时下层看不到多少改善，并且常常甚至实际上体验恶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他说同行缺乏审查援助统计数字的热情使他难堪，批评美国经济学家不加批判的利用不发达国家的统计数字，接受外交上歪曲的术语；愿意为对外援助说话的开明议员越来越少。　　　最后他说：我们正在什么程度上变得道德上不那么敏感了，它是否使我们人类的同情心钝化，并因而是我们更倾向于机会主义的漠不关心？这也许是人们对贫穷国家中的苦难和死亡问题冷酷无情的部分解释，我的世界观是忧郁的，我对我们科学的发展抱有希望，我们能依靠伦理语言的内在批判向我们自己的思考挑战，并且希望洗净它的机会主义的人云亦云，并且我们能扩大眼界，每件事情都可以研究，我们扩大和完善对世界的认识的可能受到在这方面工作的科学家数目的限制，也受到他们的勤奋、才能和他们接受新方法的开明程度的限制。　　　评论：他所说的不平等其实在他自己的国家也存在，只不过不象我们这里这么触目惊心——几十辆悍马轿车的婚礼和还有呼吸的人无钱医治被送往火葬场，这里的“经济学家”不是在研究对贫困人口帮助问题，而是说要提高学费，然后再给贫困学生帮助——实际能否得到它们不管。　　　如果只看CCTV，所有的人都会“在道德上不敏感（我觉得可以直接用堕落），对苦难和死亡冷酷无情”，说一句：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了。　　　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冯•海叶克也是因为二、三十年代的贡献获奖，他是警告1929年经济危机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他指出超过意愿的储蓄率和太多贷款带来的货币膨胀已经导致了资源的分配错误和影响资本结构，他获奖演讲的题目是《似乎有知识》，他说：广泛失业的主要真实原因是物价和工资的结构被歪曲了（通常由于垄断定价或政府定价），最后为了恢复各部门中劳动的供求关系之间的平衡，就必须有相对价格的变动和劳动的转移。由于我们对数字知识的内在局限性，我们为什么会对科学家在对很多事实无知的前提下，还相信他们能给出精确的信息？为了保卫科学的名誉，必须和研究物理学一样，揭露表面相似而假冒的知识，不让假冒的知识变成大学里的既得利益，人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知识的不可逾越的极限，谦虚的抵御自己成为控制社会的帮凶，并且很可能破坏文明——没有人曾经设计这种文明，它是从千百万个人的自由努力中生长起来的。评论：这哥们预言了1929年的股市崩溃，怎么还谦虚的象个小学生？如果失业的原因是因为垄断定价或政府定价导致的物价和工资的结构歪曲，怎么我们还有很多叫兽在把解决问题的方法寄托在政府和垄断上？